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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与保罗生命价值观的异同分析

      摘 要: 在儒家与基督教对话背景下, 孟子与保罗的生命价值理论虽然在显性层面上呈现出世俗社会与神圣教会的不同;但是在生命的神圣和人生的使命、职业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苦难具有的积极价值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论述。深入剖析其异同可以洞见中西哲人对于生命之关切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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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儒家与基督教对话背景下, 孟子与保罗的生命价值理论虽然在显性层面上呈现出世俗社会与神圣教会的不同;但是在生命的神圣和人生的使命、职业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苦难具有的积极价值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论述。深入剖析其异同可以洞见中西哲人对于生命之关切的独特性和互通性。

        关键词: 儒家; 基督教; 孟子; 保罗; 生命价值论;

      孟子与保罗生命价值观的异同分析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cular society of Mencius and the holy church of Paul's theory of life value. But on the invisible level, there are many similar arguments such as the sanctity of life, the mission of life, the importance of career in life, the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suffering in life. Further study on thes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can offer insight in the uniqueness and interconnectednes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ers' concern for life.

        Keyword: 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Mencius; Paul; theory of life value;

        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指出, 士君子应当以“内圣外王”作为终极追求, 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 辟邪说暴行弘扬孔子仁义之道, 肩负起教化后知后觉的使命。与此相对, 保罗则在继承《旧约》人之罪性的前提下, 强调耶稣的死而复活是全人类的福音, 成就了上帝与人订立的新约, “独一真神已在耶稣基督里对付了罪恶、死亡、过失、羞辱, 如今呼召各地男女放弃那掳掠人心的偶像, 而在他里头找到新生命, 新的生活方式”。[1](P238)因此,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 无论是男是女, 都可以通过信靠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的圣灵入住, 将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 通过与神同工来转变生命, 在奉献神的事工中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一、孟子与保罗生命价值论之分野

        人之生命具有何种意义与价值, 人应当如何追求并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孟子与保罗用自己的理论与生命实践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

        (一) 内圣外王与神的义人

        孟子站在弘扬孔子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指出, 一个接受过圣贤教育的士大夫, 其道德的追求应当是成就圣贤品格, 其事业的追求是成就圣王的伟大功业, 而这一“内圣”“外王”完美结合的典型就是尧舜, 所以孟子“言必称尧舜”。其中的深刻含义, 正如袁保新所说, “在孟子的反省里, 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 不仅仅是存活在某一过去时代的人物与事功而已, 他们就是完美人格的真实代表, 也是人类终将克服生存浩劫、文明;恼媸当V。……孟子之亟称历代圣王, 绝不是挟古人以自重, 而是孟子道德意识的苏醒, 使得他不容已地要上承往圣先哲的事业与理想, 矢志成为人性尊严的扞卫者, 历史的见证”。[2](P26)

        成就内圣的品格与外王的功业是统一的。士大夫仅仅能够修养自己还不够, 还要有利及苍生的伟大志向, 肩负起服务社会的责任, “得志, 泽加于民, 不得志, 修身见于世” (孟子·尽心上9) 。如果由于外在原因而使理想得不到实现, 那也应当保持自己高尚的品格与情操。大禹和后稷处在政治清明的时代, 可以把理想抱负付诸实现。与此相反, 颜回虽然也有禹稷的抱负, 但拘于时代的限制只能居于陋巷。可是孟子盛赞颜回———“禹、稷、颜回同道”, “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孟子·离娄下29) 。他自身也效法禹稷颜回, 不畏艰难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推行仁政学说, 将拯救天下苍生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即便是到了晚年, 仍然通过讲学收徒来影响社会和国家, 通过传承圣学来教化天下苍生, 以期实现“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孟子·梁惠王上7) 的理想社会。

        与孟子相比, 保罗的人生则充满了神圣色彩, 他则始终把做“神的活祭”和成为“神的义人”作为理想的品格。要成为神的义人, 就要去掉自己身上的罪性, 成为圣洁。要达到这一目的, 必须通过信靠耶稣的赎罪与拯救。关于罪的本质, 卡尔·巴特说, “罪是人类本性的比重。罪并非人生中某一情况或一系列情况, 而是人与生俱来的情况本身。罪尚未在这人或那人的意识或潜意识里发生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罪在成为这人或那人的意志和信念之前, 就是一种力量了”。[3](P162)可是藉着“基督之死”, 人经历再造获得真正的新生, 罪就得以赦免了。因为“我们在基督之中向神性法则表示臣服, 而神性法则意味着:推翻非直观的、在死亡中变得直观的、罪的世界法则, 使人得以康复, 从束缚万有的暴力中解放出来”。[3](P168)所以作为神的仆人, 保罗始终将成就神之伟大的拯救事业, 彰显神的大能作为自己人生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 他积极传播神的福音, 让更多的人了解神的福音信仰神, 加入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来接受圣灵的入住, 通过做“神的活祭”和“与神同工”来荣耀神。

        (二) 经世济民与天国义路

        孟子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是在现实中, 通过经世济民的伟大社会实践来实现的, 与其存心养性事天的自我修养是统一的。袁保新认为, 孟子以“存心养性”来“事天”, 一则在表示道德实践的严肃性, 不容自己有丝毫的懈怠, 另一则在彰显天道的超越性, 以绝对价值尊奉之。[2](P89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孟子把全天下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教育对象。他教育君王要心怀天下苍生的疾苦, 体恤鳏寡孤独, 爱惜民生民力,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他教育士君子传承圣学仁义道德之精神, 言拒杨朱墨翟之邪说淫辞;他教育百姓在生活富足之后要遵行孝悌礼义, 最终实现“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4) 的美好社会。

        与孟子相反, 保罗则是孜孜以求通过传福音引领人走上天国义路。他晓谕所有的信徒, 只有与永生的神建立关系, 人才能找到超越世俗的永恒生命意义。“神藉着圣灵在个人心中工作, 结果让人相信福音, 再由洗礼加入基督的群体中, 开始参与在日常生活里, 学习其一般的生活方式, 这便是人如何跟永生神建立关系的方法。”[1](P175)保罗一直坚信:自己是受神呼召的使徒, 应当让神成为全天下的神, 用神的话语拯救一切的人。只有这样, 才能成为神所喜欢的人, 才可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是生是死, 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腓1:20) 所以保罗一生都致力于到处传扬福音, 建立与牧养教会, 反对各种异端邪说, 保证各地教会信仰的纯洁。在这样的活动中, 保罗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 经历了各种磨难, 但是却终生不悔, 反倒觉得这是对主的最好的交代。因为他始终坚信无论作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林前10:31) 无论做什么, 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西3:23)

        (三) 仁心推扩与神的拯救

        孟子与保罗所追求的人生目的不同, 实现人生价值的场域和途径不同, 自然就决定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所依靠的力量截然不同。

        孟子把实现内圣外王的根本动力, 归因于人人本有的善端, 归于人人都具有成就自己的内在潜能。内圣外王的目标能否实现, 关键取决于自我尽心知性和知命立命的实践。袁保新认为, 孟子“夭寿不二, 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的提示, 透露出天命造化的无边意蕴, 必须通过人之“尽心”与“立命”, 方能步步开显出它在人间世界中的真实意义。[2](P85)孟子打比方说, 麒麟、凤凰、泰山、江、圣人都是“出于其类, 拔乎其萃”的, 都是从平凡中超越出来而达到伟大崇高境界的。孟子特别指出, 孔子也同样是源于一个平凡人, 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逐渐升华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圣人之于民, 亦类也。出于其类,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 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2) 如果能够坚信圣人与我同类, 不断存养充扩四心, 自我挺立道德主体, 就能够发生由凡人到圣人的转变。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立志修养自己, 并借助外在的圣贤教育, 成就自己的品德, 成就一番事业。至于笃信孔子仁义学说的圣人之徒, 应当不待外在教化, 自我激励成就自身。

        保罗则在人之罪性的前提下, 强调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自己身上的罪性, 因为这罪性是从亚当遗传而来, 使得人远离了神, 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正当关系。要摆脱人身上的原罪, 恢复与神的和好, 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唯独依靠神。信靠神就“意味着不断自我扬弃和自我取消, 意味着不倦地、坚定地自愿萎缩、放弃、下降和消亡, 意味着不断以极其贫乏和可疑的、一丝不挂的中立人性为出发点”。[3](P125)保罗打比方说, 基督徒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基督徒是“神的殿”。 (林前3:9~16) 人的身体是一个瓦器, 里面有一个贵重的宝贝 (圣灵) , 是那宝贝让瓦器变得珍贵。 (林后4:7~12)

        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 是神亲自介入人类历史来拯救人类, 他的死而复活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新约法。我们信靠他不仅可以获得拯救, 摆脱罪性成为义人, 更为重要的是, 依靠神救赎的大能, 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获得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体验。“只要旧的世界依然存在并且基督徒受到它权力的威胁, 这种持续性参与到死亡中, 在上帝的拯救计划中就有积极意义, 因为它阻止了信仰者相信他自己而沉沦到旧的生命中。痛苦与死亡是上帝实施统治的积极方面, 并且能够被理解为参与到基督的死亡中。上帝已经征服了死亡, 不是通过废去它 (这个有待于将来) , 而是通过命令它服务于上帝的意图。”[4](P77)保罗多处举例说, 只有通过信靠神, 让神的灵入住我们的内心, 我们才会与神结合, 成就神的意思。人是有朽易碎的瓦器, 而神是永恒的灵,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而神是永生的。终有一死的人只有通过信靠神, 通过与圣灵融为一体才可以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才可以死后永生。“我们可以发现, (保罗对神的) 这种盼望是持续不断的, 尤其是对复活和末世转变的盼望。这种观念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和腓力比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5](P97)

        二、孟子与保罗生命价值论之会通

        孟子和保罗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出发, 都主张生命的神圣与人格的平等, 强调生命的责任与担当。他们都窥测到, 每一个人都是通过所从事的工作来实现安身立命, 因而强调工作对于人之生命的重要性。他们都洞见到艰难困苦具有的正面价值, 并且给予了人们面对苦难的智慧与勇气。

        (一) 生命神圣与人格平等

        孟子和保罗都主张生命的神圣和人格的平等, 虽然二人的论说角度不同。孟子从“天生蒸民”和“民为贵”的角度, 强调每一个生命都应当得到尊重与保障;“圣贤与我同类”, “人皆可以为尧舜”, 每个人都可以经由存养充扩而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而保罗则是从上帝造人和基督拯救的角度, 强调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都是基督拯救的对象, 都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

        孟子不仅主张生命有其内在的价值与尊严, 主张每一个生命和人格应当受到尊重, 而且尤其强调了普通老百姓生命应当得到保障。在战乱频繁苛捐肆虐的战国时代, 孟子鲜明地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口号, 呼吁统治者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他批判战争是“率土地食人肉”, 批判暴政是“率兽食人”, 反对合纵连横的杀伐战争, 提出“不嗜杀人者一之”和“仁者无敌”的思想, 高标“行一不义, 杀一无辜, 而得天下, 不为也”的政治理念, 并且提出了恢复井田和制民之产等一系列保障民生的政治经济措施。孟子对生命神圣和人格尊严的彰显, 根源在于其性善论。正如袁保新指出, 孟子人性论有两个特色, 一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与尊严, 定位于先天本有的道德心之上, 足以“兴起一切人之心志, 以自下升高, 而向上植立”, 另一是“心”“性”“天”三者在道德实践历程中的相即相通, 使人在面对命限的无常流转中, 可以通过人本身的道德自觉, 转化命限的负面意义。[2](P165)

        保罗的生命神圣与人格平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而且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式所造的, 都具有神的形象, 因而生命是神圣的也是平等的。由于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诫命, 偷吃了禁果造成了原罪, 死就进入了人的身体, 并且遗传给每一个人, “罪由一人进入世界”“罪的代价乃是死”。所以, 每个人都是罪人, 都是有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 凭自己的能力摆脱罪的束缚, 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和好关系。在这一层意思上, 我们看到了生命来源的神圣与平等———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 都是有死的受造物, 生命无贵贱。同时, 人又都是罪人, 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在这一点上也是平等的。第二, 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模样, 即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与人类担当起苦难与死亡。上帝眷顾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每一个人脱离罪, 脱离死的束缚。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成就了人与神的一个新约, 每一个人“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 (林前12:12~15) 。所以信徒不再有“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的区分, 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加3:28) 。“保罗把基督的死亡、复活、主的身份和基督的再来放在他神学的中心。在所有这些事件中, 他通过代表我们利益的基督理解了神的行动。神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获得了拯救;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在基督里’的体验, 这意味着被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完成了。”[5](P105)保罗到处去传播这一福音, “告诉人们有位独一的真神, 他如今活着且顾念、疼爱世人, 并且在历史上、在人间, 一直做工, 为要重新建造整个世界”, [1](P245)在这一福音中, 过去饱受歧视的女人成为了神的见证者, 成为了教会的执事;原来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奴隶也成为了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彼此相爱共同侍奉主, 活出在基督中的圣洁生命, 用自己的事工彰显神的大能。

        (二) 生命的责任与使命

        孟子和保罗不仅勇敢的肩负起了自己地责任与使命, 并且从不同的维度对生命的责任与使命做出了论述, 给予门徒弟子诸多的人生教诲, 这些思想虽历经久远仍为后人所传扬。

        孟子指出, 每个职位都有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人的言行要与他的身份角色相配合, 决不能尸位素餐。“有官守者, 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 不得其言则去” (孟子·公孙丑下5) , 孟子尤其强调了一国之君的职责:要把国家治理好, 使四境之内国泰民安, 避免“上下交征利” (孟子·梁惠王上1)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涂有饿殍而不知发” (孟子·梁惠王上3) 的现象发生;要绝对避免占夺民时造成百姓“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 父母冻饿, 兄弟妻子离散”的悲剧现象;要通过“制民之产”的政策实现“居者有积仓, 行者有裹粮”, “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 (孟子·梁惠王下5) ;通过“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来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 “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孟子·梁惠王上7) 。否则, 人民就有权通过革命变置社稷。孟子在平陆用“执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和“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 (孟子·公孙丑下4) 的譬喻, 批评了孔距心和齐宣王没有尽到本职的罪过。孟子用“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 则易位”, “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 则去”。 (孟子·万章下9) 来概括贵戚之卿和异性之卿的责任, 他认为士君子的职责就是“格君心之非”, 辅助君王行仁政以利济苍生, “先知先觉”的士君子应该发挥“草上风偃”的模范作用, 担当起化育“后知后觉”的历史使命。

        在保罗看来, 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大有热心, 积极传承本民族的信仰与文化, 是一个忠实的拉比必须肩负的责任。在《罗马书》第十五章, 他阐明了自己作为神的仆人的宣教使命:是神给予他恩典, 差使他做奴仆去外邦人那里传教, “做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 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罗15:16~18) 。保罗关注的从来都不是他个人的安:褪媸, 而是传扬主的道, 使外邦人可以得救, 并且“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罗15:20) 。他毕生都致力于把福音传到地极西班牙去, 来践行荣耀神的使命。保罗强调, 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以自己的行为荣耀上帝, 他告诫他们,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了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林前6:12~20) 。

        (三) 职业 (工作) 对于生命的意义

        孟子和保罗都强调了工作和职业的重要性: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工作, 都不能白吃饭, 不劳动就不得食;各种职业和工作都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社会的分工与合作乃是必然要求;职业和工作不仅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 发挥自己潜能的途径与手段, 也是成就他人的手段;职业和工作所创造的财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 也是为了全社会, 用来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权益。

        孟子首先反驳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饔飧而治”和“君子不耕而食”的思想, 表达了社会上任何职业和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观念, (孟子·滕文公上4) 他区别了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劳心者与劳力者的不同分工与作用, 提出社会只有分工合作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只有通工易事才能互通有无, 只有教育才能保证社会有序与文化传承。杜维明先生指出,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的提法不仅具有历史价值, 而且至今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孟子标出大人之事和食于人 (靠人吃饭) 的劳心者, 是针对“君子不耕而食”或“士无事而食”之类经济主义而发的。徐行的“神农之言”是一种不顾社会的意义结构, 甚至对服务阶层的功能也懵然无知的唯劳动生产是问的极端思想。[6](P8~9)

        孟子以函人与矢人的职业特殊性为例, 指出不同职业对人的生命气质和性格的影响。“矢人岂不仁于函人乎?矢人唯恐不伤人, 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 (孟子·公孙丑上7) 。不同的职业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冲突, 不同的职业心理也可能导致人背离正常感情。这其中暗含着一种警醒, 人不要受行业特殊性的影响, 不可以因为行业的原因而失去仁爱之心。在诸多的行业当中, 以教育学生为职事的教师更有助于培养人之善良德性, 所以孟子以教育英才为自己的毕生职业追求, 并视为人生三乐之一。

        与孟子极为相似, 保罗首先阐明了这样一个职业观念:在教会中, 所有的基督徒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没有民族种族之别。在主里面, 所有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都是平等的互相效力的。每一种工作都是基于神的分派, 没有哪一种工作比另一种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同样是我们荣耀神的手段。“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林前12:21) 。保罗批判了信徒各自夸耀自己功劳的错误, 他指出“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林前3:7~8) ;酵蕉际“与神同工的”, 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林前3:9) 。所有传扬福音的人譬如“一个身体上的许多肢体”, 尽管分工不同, 但是工作性质都一样, 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工程。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自我骄傲, 都应当存谦卑的心, 以自己的行为荣耀上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林前10:31) ,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西书3:23) 。人们在世的一切活动, 归根到底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这一观念被后世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继承, 并将其发展成为“天职”, 鼓励人们辛勤工作赚更多的钱来荣耀上帝, 不仅解决了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的矛盾, 还赋予了世俗活动以崇高的宗教意义, 论证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 并认为这是荣耀上帝的最大的义。

        保罗以自己的传教工作为例, 说明了工作的真正报酬并不是金钱, 而是从工作带来的满足。他说, 神“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 (林前9:14~15) 。他坚信自己心甘情愿传福音, 就必定有上帝的赏赐。他白天从事传道, 晚上织帐篷以谋生, 拒绝教会的奉养, 唯恐人们怀疑他是为了得利而传福音。保罗的行事为人树立了勤劳和审慎的榜样, 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即便是普通的手艺技能也是上帝的恩赐, 上帝不仅能让人通过事工养家糊口, 奉献他人来荣耀神, 还能够让人在工作中得到神所赐予的智慧和技能。

        (四) 苦难对于生命的正面价值

        孟子和保罗都是在社会动荡的时代, 在饱受困苦的生活中度过一生。他们都从自身的经历出发, 清晰地阐述了苦难经历所具有的积极正面价值。

        孔子一生历尽艰辛, 所以才有“多能鄙事”的生活本领, 才有十五岁立志求学的志向。孟子出生贫苦家庭, 成长历尽艰辛, 才形成了他对于人生苦难意义的深刻洞见。孟子从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和百里奚等一系列圣人经历苦难而成就的事例, 得出了千古流传的伟大真理:“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15) 只有历经灾难, 才能具备德行、智能、见识和谋略, 只有在危难中人的内在潜能才得到发挥。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如果始终不经历忧患苦难, 长期安逸享乐必然走向灭亡,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保罗传播福音经历千难万险, 但是他始终坚信苦难是神的试炼, 患难中必定有神安慰, 在苦难经历中能够成就属灵生命的成长, 短暂苦楚可以成就将来永恒的荣耀。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16~33节, 保罗自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他认为自己经历的鞭打、沉船、饥饿、赤身裸体等等都是神对自己的考验。在第十二章7~8节, 他提到了身上的刺给自己带来的苦难。保罗身上的刺到底为何物?巴克莱列举了学者多达八种可能性的猜测, [7](P1667~1668)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保罗的苦楚。保罗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精神,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是由于有耶稣基督的灵“这个宝贝”放在自己这个“瓦器”的身体里, 所以“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 却不失望;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打倒了, 却不至死亡” (林后4:7~9) 。保罗坚信:“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林后1:3~4) 。他坚信“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林后4:17) 。并且靠着这种信心生活, 就不会在苦难面前丧胆, 而且在苦难中可以生出忍耐、生出爱, 生出对神的无限信靠。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在保罗的眼中, 上帝纵然是万能的, 人间也依然会有苦难;桨颐, 但是不会荫庇我们, 叫我们不用经历生命中的困苦, 因为这些困苦能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 (罗5:3~5) 。神向我们保证, 生命中的困苦是为我们效力, 而不是要针对我们的。神容忍试炼临到, 我们就能够利用它们叫自己得着益处, 并叫神得着荣耀 (罗8:36) 。所以, 我们既接受苦难为正常而忍受, 又相信神的帮助, 既积极面对不逃避, 又正视接纳不可改变的事实谋求补救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 我们相信上帝与人一起承担苦难并且战胜苦难与死亡, 上帝与人类共同背负十字架, 使我们看到了十字架背后的胜利, 上帝的荣光与大能, “耶稣通过自己的鲜血, 证明了自己确是基督, 证明了自己确是上帝表达对人类之信的空前绝后的话语, 证明了自己确实开辟了拯救人类这一不可能的可能性, 确实是未曾点燃的火炬之光, 确实是上帝的宣言”。[3](P100)

        三、小结

        孟子把拯救天下百姓作为执着追求, 保罗始终秉持神的仆人的谦逊态度, 把毕生都献给了拯救天下苍生的事业, 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成为后世信徒所效法的典范。孟子和保罗的人生历程和生命智慧,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仍然具有诸多启迪。

        (一) 超拔苦难的内在动力和获得幸福感之源泉

        孟子和保罗的生命价值理念与行动启示我们, 信仰是永恒的精神寄托, 是生活的方向, 是克服困难的内在精神力量, 是幸福感的真正来源。

        孟子坚信“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忧患的环境能促进生存与发展, 安乐的环境会导致沉沦和灭亡。人在忧患中心智得到磨炼, 生命的内涵与深度得以增加, 内在的潜能得到发挥。这是因为外在的折磨会使人内心受到震撼, 促使毅力和性格更加坚韧。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是“天将降大任”的一种考验和历练。天命, 作为冥冥中的主宰, 是人能够克服困难的精神寄托与力量来源。因而, 这种历练能够唤起主体内心的觉悟, 内心的觉悟能够带来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 从而带来能力的提升。保罗的信仰就是上帝存在、永恒的灵魂和正义的审判。上帝是每个人精神生活的寄托。一个人, 如果相信上帝是世界的造物主, 是自己精神和灵魂的主, 与他共同承担人生的苦难, 他就会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勇气;如果他相信有永恒的灵魂, 相信他今生所做的事情, 有一个终极的永恒的审判。那么, 他就会更加尊重生命, 对自己的操守言行就会更加谨慎;浇萄д呶挛耙衔, 相信有永恒的灵魂比相信没有, 始终会带来人生更高贵更尊重生命, 并且向往永恒和完美的方向和动力。[8](P116)如果只有今生而没有来世, 没有死后的审判, 今生的恶人逍遥法外, 好人反而受折磨, 确实是不公不义;浇滔嘈沤从篮憷锘褂猩笈, 不公义和冤屈能得到昭雪, 这恰如佛教中的“六道轮回”与“三世因果报应”一样, 确实能够为饱受现实苦难的人提供一种永恒的慰藉与期盼。

        有了一种信仰, 就有了永恒的幸福感。孟子关于天爵与人爵的论述启发我们, 要有正确的快乐与幸福观。人爵———富贵和荣耀, 是“求之在我, 得之在人”, 是“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 并非是个人努力追求就能够得到的。在现实生活中, 即便努力付出去奋斗去追求, 最终大多不能如愿以偿, 还常常扰得人心灵上难以安宁。而天爵———仁义忠信, 乃是上天禀赋于人, 只有我们反身而诚修身实践, 就可以成为实有诸己的内在品质, 从而获得内在精神上的无限富足和愉悦。保罗虽然在传教中饱受苦楚, 但是因为对神的信靠, 心中时刻充满着幸福快乐。他心中挂念的始终是神的教会和信徒,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喜乐和冠冕 (腓立比4:1) 。保罗指出, 痴迷于发财不仅不能带来快乐, 而且还会带来痛苦。“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落在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源。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前6:9~10) 。所以他告诫使徒, 敬虔和知足的心是最重要的, 只要有衣有食, 就应当知足。 (提前6:6~18) 反思当今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 物质财富越来越富有, 而人们却感觉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幸福, 就是由于人们缺少精神的信仰, 没有内心的精神富足。孟子和保罗启示我们, 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感, 更多地是来自于人的内心, 而不是完全取决于外在物。

        (二) 人生使命感之源泉

        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人, 会把个人欲望当作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而一个具有精神信仰的人, 则会让自己的个人欲望服从于自己的信仰, 在追求自己信仰的过程中, 实现自我价值, 使自己的人生具有一种使命感。

        孟子始终标榜禹稷那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情怀, 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看成是天命的召唤, 是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 因而秉持着“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的信念 (孟子·公孙丑下13) 。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追求, 使他不畏艰辛到处奔走呼号推行仁政;也正是因为这种使命感, 他不为金钱名利所诱惑, 断然拒绝豪宅和高官俸禄。保罗一直坚信自己传福音是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一信念, 从信主那一天起, 他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 处处照着神的旨意行事, 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安危生死, 在传道中面对重重苦难, 仍然时时处处充满信心、希望和喜乐。究其原因, 正如保罗所表述的, 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瓦器”, 只不过是上帝临时用来存放其能力的容器, 他的信心的秘诀就是“属灵的宝贝”放在“平常的瓦器”中, 可以感受到“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上帝” (林后4:7) , 神的事业和圣灵成为了保罗的精神支柱。

        反观当代社会, 实在是缺少一种使命感, 缺少一种超越历史与时代的终极目标。邓晓芒指出, 我们可以不信仰上帝, 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宗教感, 一种宗教情怀, 能够对理想性精神性的东西有一种追求。我们需要一种永恒的信仰, 不因为外界物质的诱惑、社会风气的影响、世俗政权的影响而改变。[9](P103)事实上, 人生如果缺乏一个终极目的, 人心就没有一个稳固宁静的安顿处。如果人生在为无数分散的目的奋斗, 人心就无所依托。只有时空因果之外的存在才具有永恒的性质, 才能够使人安身立命, 依托心灵。[10](P7~8)这种处于时空因果范围之外的永恒存在, 在基督教那里就是上帝, 在佛教那里就是佛, 在儒家那里就是天理道心。历史证明, 在任何一个时代, 这种超越性的人生使命感都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具有一种超出社会政治背景和经济条件限制的出世精神, 一种追求超越世俗理想的终极情怀, 一种值得为之毕生追求的信念, 现实的人生才有坚定而明确的目标, 才有无穷的内在力量, 才能以出世的精神做好入世的事业。

        参考文献:

        [1]汤姆·赖特.再思保罗神学争议[M].白陈毓华, 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0.
        [2]袁保新.孟子三辩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M].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3]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M].魏育青,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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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Joseph Plevnik, SJ. What are they saying about Paul and the End Time Paulist Press, New York, 2009.
        [6]李明辉.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C].台北: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1995.
        [7]巴克莱.新约圣经注释[M].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 2014.
        [8]温伟耀.今生来世[M].香港:明风出版, 2016.
        [9]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10]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M].蒋庆,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王治军.儒耶对话下的孟子与保罗生命价值论比较[J].学术探索,2018(11):7-13.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ml/zhlw/20181225/8050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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